由 CBETA 基金會、法鼓文理學院及西蓮教育基金會共同主辦的「從《嘉興藏》到電子佛典」系列講座，第三場講座於 3 月 8 日（六）下午二時，在法鼓山德貴學苑開講。本次講題為「東亞漢文佛典的互攝交融」，聽眾隨廖肇亨教授將眼界擴大，深入探索漢文佛典在東亞傳播的歷史諸相。
本場演講首先由 CBETA 基金會執行長洪振洲教授致歡迎詞。洪執行長回顧從第一講至今的各個主題關鍵字：以「《嘉興藏》」為起點，經「清代佛教」，至本講的「東亞漢文佛典」。不難發現此中內容的漸次恢弘，層層轉進，實屬一系列難得的心靈饗宴，而這也反映在無論是現場及線上的參與上，都有好幾位聽眾「一路追隨」，共襄盛舉。
廖肇亨教授破題道，若論到東亞交流史，佛教當為不可忽視的一環，這是所有該領域研究者的基本共識。眾所周知，近代漢傳佛教的復興，晚清楊文會及其所成立的金陵刻經處，當為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剋實而言，楊文會因與南条文雄結識之故，進而意外得知日本保留了許多中國已佚失的釋家文獻，故而攜回刊印；當時的中國，也因此颳起了一陣蒐羅散佚佛典的風潮，幾所刻經處亦應運而生，爾後這些中土撰述也傳至日本，收入《大日本續藏經》中。
而東亞交流史上，另一不容忽視的相關事件，要屬聖嚴法師的明末佛教研究。法師的博士論文《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》，即是針對藕益智旭的思想，探賾索隱而成的專著。針對藕益智旭的宗派攝屬，法師雖受啟發於日本學界的意見，最後仍歸結於中國傳統的主流看法。
廖教授指出，日人對藕益智旭思想的熱情之盛，遠非中國可比擬。光是江戶時代，解釋其著作的注疏就高達上百部。日本天台宗僧靈空光謙曾評價旭師博學淹通，但囿於文獻散佚的侷限，所說唯識、戒律等學，都與宗門正統──窺基、道宣所說頗有出入。而文獻的充裕，恰恰也正是江戶時代的日本最引以自豪之處。
江戶時代的日本僧人，曾點評明代中葉唯識法匠、興隆寺住持魯庵普泰之作；唐時早已佚失天台智者所著《仁王般若疏》，後自東瀛回傳；中、日兩國均有《禪觀策進》流通，褒貶卻不一。凡此種種，均證明了當時中、日間文獻交流之頻密。廖教授指出，過去學界較少注意到當時亦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典籍傳入日本，亦間接促使東瀛僧人反省本國文獻的全闕，乃至促成思想的容受及再修正，此從當時的日本曹洞宗僧洞水月湛著意請書、贈書中國一事，即可見之。
放眼歷史，自日、韓赴赴中求法者自然不在少數，而赴日、韓、越弘法的中國高僧亦不乏其人。近來學界則關注到赴越南弘法、因而寫就《海外紀事》的石濂大汕，更有高麗赴日僧楓溪賢正，以《日本漂海錄》紀錄了當時的見聞。就中，廖肇亨教授以日僧赴中為例，詳述被元朝流放，而唯一履足四川、《岷峨集》作者雪村有梅，與明太祖贈詩和答的絕海中津的事蹟，說明及至元明之際，兩國往來仍舊不衰。清季則中斷百餘年，須待至晚清真宗僧小栗棲香頂踏上中土布教，與楊文會發生淨土思想的論爭，日華僧人間的交流，方才再起。然值得注意的是，清初有隱元隆琦赴日弘法，創立日本黃檗宗，對教界、文藝界影響深遠，其下悅峰道章為杭州佛教與東瀛間交流的中介要角，如當時天台僧運遐靈椉所作《地藏本願經科註》，其底本即源自江戶和刻本。外典方面，清季時透過儒商汪鵬，自東瀛回傳皇侃《論語義疏》，引起知識界的大轟動。
廖肇亨教授總結道：此諸文獻自有其學術價值，但我們不應忘記商人與僧人所扮演的角色，乃至兩者之間的互動，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。而綜觀東亞文獻交流史，佛教典籍傳播最盛，所代表的意義最為重大，所受重視更甚其他（如儒家典籍）。而東亞諸邦對同一佛教典籍、佛門人物的褒貶差異、重視與否，均為某種特定價值判斷的折射，當珍視、爬梳這些過去罕受重視的珍稀文獻，也將會有文化史、宗教史等方面的新發現，是以尚待我們投入持續的關注與努力。
洪振洲執行長引言。
廖肇亨教授指出，聖嚴法師對明末佛教研究用力甚劬。
遠追唐代，及至明清，中國與日本的文獻交流頻密。
會後全體大合照。
攝影：Bunny
文：Yong
